开元棋官方正版下载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

中国在全球经济管理方面的作用水平，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相比，存在明显距离，首先来看中国的经济表现和经济实力情况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成就十分显著，国家经济力量持续增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发布的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序，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第一，美国、印度、日本位列其后。华盛顿相关人士把这份排名纳入2016年4月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该报告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是当前全球首要的经济体开元棋官方正版下载，并且正处在关键且多变的转型阶段，逐步转向以消费和服务驱动为特点的可持续增长路径。

中国自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在全球化进程的客观环境和深化改革的内在动力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步，持续为世界经济增添正面动力。早在2006年，中国便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了2009年，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了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位。中国于2004年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超过日本，2013年以4.16万亿美元的对外货物交换总额超越美国，位居全球首位，成为最大货物贸易国；2012年，中国的服务往来总额初次跻身世界前三，2014年升至第二，2015年该数值达7130亿美元，持续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这些数字反映出近些年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快速增强。过去三十年的优异成果，已经超越了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时设定的增长蓝图。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原本设想，从1981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扩张幅度大约是400%，但最终的实际增幅却高达623%。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较1981年大幅增长了2200倍，该国经济进步迅猛，令全球为之侧目。

新千年之后，全球经济显现出一种迟滞状况，特别是2008年那场全球性金融风暴，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动明显减弱或停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在这次危机中依然展现出强劲动力，维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中西方经济因此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对比。

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因此得到显著提升，例如高铁、核电及水电等中国制造已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在科技与农业方面，中国也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中国资本正加速迈向海外市场。根据商务部资料，2014年国内各行业对海外直接投资总额达1160亿美元，较上一年度提升15.5个百分点，若计入通过第三方国家的融资再投资，全年对外投资总额估计在1400亿美元附近，这表明中国在2014年转变为资本净输出方，考虑到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增长态势及发展状况对比，这一转变更印证了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常态”正在形成。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足：实力增长，参与缺失

不过，当前经济外交运作过程中，我国遭遇了与实力增长不匹配的“身份难题”，表现为国家力量持续增强，但在既有全球框架中的位置以及所受限制却日益增多。依据商务部相关资料，到2013年为止，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一共经历了六百九十二次来自国外的贸易争端诉讼，从1995年到2010年期间，连续十六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诉讼次数最多的国家，2011年到2015年，国外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案件，每年涉及的平均金额大约是一百一十亿美元，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对中国出口造成的不良效应和阻碍作用十分显著。

当前全球经济动荡和金融动荡揭示了全球金融架构和经济规则的深层不足，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和经济秩序的核心部分，迫切需要健全的全球经济管理，尤其期待作为新兴市场主要成员的中国发挥作用。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其涉及的经济份额持续增长,既要顺应形势,也要承担起维护全球市场秩序的义务,并且当前已加入诸多经济管理协调机构,然而,世界贸易组织前负责人帕斯卡尔·拉米曾指出:我国并未展现出高度的热忱或自觉的行动,因此在全球经济管理架构中,我国尚处于被动响应的角色。中国的国家经济总量虽然持续增长，但在全球事务中的介入程度和实际作用却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即便对全球经济建设的贡献比例已经落后于中国，依然能够依托自身在世界版图和国际规则中的优势地位，持续保障自身的经济权益和全球影响力。

由此可见，将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较，很容易察觉到两者在经济力量以及国际事务介入程度上的差距，具体表现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管理领域的欠缺，包括：

从参与时间这个维度来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是相对较晚加入的成员，参与历史较短，积累的经验相对有限。中国于1971年重新获得联合国合法资格，1991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安排，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团体的时间明显晚于西方，实施对外开放至今仅三十余年，从国家整体历史看，重返国际舞台的时间其实很短，对于国际组织诸多范畴的规范、体制还比较生疏，在应对事务上仍需不断积累和探索，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调整—回应的周期，要在各个层面构建出一套既能维护国家权益，又能协调不同国家、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相互关系的中国方案。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定位是配角，加入的组织不多，即便加入了，影响力也不大。国际协会联盟的《国际组织年鉴（2008～2009）》资料表明，2007年全球国际组织总数达到61386个，中国参与其中的数量为4386个，占比仅7.09%。这1753个属于契约性团体开元ky888棋牌官方版，涵盖国际团体联合25个，世界性普遍性国际团体374个，跨洲团体联合575个，地方性国际团体779个。而截止2011年岁末，中国加入的国际团体总数为4724个，加入比例同2007年相比略有上升，但几乎保持一致。中国的国际组织参与程度跟西方发达国家比，有相当大的距离开元棋盘app官方版下载_开元棋盘app官网版下载-跑跑车，加入全球性组织的多少，只是美国的1/3，英、法、德的一半，至于参与区域性条约团体的深度，和这些国家的距离更加显著。

当前国内在关键国际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员数量不多，且职级普遍不高，例如在联合国秘书处，中国目前拥有的地域分配员额的国际职员为71名（不包括语言服务类人员和其他临时性岗位），但鉴于中国的规模，在联合国秘书处理想的人员配置应为119至161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中国仍属于那些代表性尚有欠缺的38个成员国之一。一个国家的成员规模和岗位设置决定了其加入全球性团体的资格，同时这种资格又受到该国参与程度的作用，所以说在数量和岗位方面的短板，也反映出我国在全球性团体中的参与不够充分。

新兴经济体伴随“金砖国家”的崛起而发展壮大，发展中大国迫切希望革新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世界经济政治形态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变。不过，即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形势变化的推动下调整了表决权分配，不过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与《世界银行章程》，IMF和WB的关键事务决议仍需获得超过八成五的特别多数票通过，这表明在实际运作中，美国凭借其16.47%和15.85%的表决比例，在这两个国际机构中持有决定性否决权。中国外汇储备全球最多，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在国际组织中的表决权却仅列第三，与美国领先者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差距。该国在国际机构中的介入程度和实际拥有的投票影响力，还无法匹配其经济与政治实力所应有的分量。

第三，从参与的组织架构分析，中国在既定的管理机制中是"受动参加者"，缺乏规范拟定能力和议题主导权。2008年G20峰会形成制度化安排后，中国加入了全球经济管理的核心层，而全球经济管理又是全球管理的关键部分。但是，中国在设定议题方面的本事和修改、订立规范的表达能力依然不够。中国虽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化程度有所提高，却时常受到欧美国家针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这些措施运用双重标准，设置诸多障碍，阻碍和延缓中国企业向全球拓展业务；另一方面，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退出碳排放交易体系，却在航空领域单独征收碳排放税，并且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严苛要求，无视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诬陷中国“拒绝参与国际协议”。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在领域规范和技术准则的确立方面，将自身的认证规范推向世界，使其转化为国际通用的参照依据，借此确立本国在专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充当行业规范的权威标尺，由此借助规则体系构建起贸易壁垒。据不完全核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所颁布的国际标准数量将近两万项，不过其中由中国企业参与制定的仅有二十余项。这些标准制定的机构遍布全球，总数达到九百个以上，而中国在这些机构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

很明显，回顾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整个过程，虽然已经完成了从“外部”变为“内部”，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的过渡，可是，如果想要真正成为“主动的参与者、有益的建设者和重要的贡献者”，而不是仅仅“勉强参与”，中国就不能满足于依照现在这个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管理体系，做一个“跟在后面的参与者”，而应当尽力变成“开拓者”。中国起步较晚，没有赶上美、英、日、欧等先发国家建立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的早期阶段，因此未能参与其中，但目前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偏上”经济水平的跨越，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在国际贸易和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这也促使中国需要承担起更大的全球责任，一方面要继续熟悉和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国家发展需求，向世界贡献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成果，以此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确立新的角色定位，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协调工作，也要争取在规则制定和议题安排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